我的身体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。母亲因疲劳过度而晕倒。表弟每天都在和死亡搏斗掌上乾坤，只为了得到一点点的食物。而在加沙，孩子们正眼睁睁地死去，而我们却无能为力。
我饥饿得几乎没有力气了。
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说出这些话。每次说出来，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屈辱，难以言喻。每一秒，我都在祈祷，这一切能是一个噩梦。希望我能从中醒来，一切都会结束。
自从去年五月，我和家人被迫从家中逃离，来到汗尤尼斯的难民营后，我已经听到无数次周围人说出同样的话。这里，饥饿像是对我们尊严的侮辱。在一个宣扬进步和创新的世界里，这种境遇显得更加残酷。
每天早晨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找食物。我的思绪立刻转到两周前做了脊柱手术的母亲，她现在急需营养来恢复体力，但我们连最基本的帮助都无法提供。
展开剩余82%还有我的侄女丽塔和侄子亚当——6岁的丽塔，4岁的亚当，他们整天问我们要面包。而我们成年人，忍受着饥饿，只是为了给他们和年迈的母亲留下那一点点残羹。
自从3月初以色列对加沙实行全面封锁（封锁直到5月底才稍有放宽）以来，我们已经没有尝到过肉、鸡蛋或鱼。事实上，我们几乎无法再获得日常所需的80%的食品。身体的虚弱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失去平衡的感觉让我们愈发崩溃。我们的情绪变得异常暴躁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默默忍耐，因为说话也变成了奢侈。
我们努力从市场上购买任何能买到的食物，但物价已经疯狂上涨。一公斤番茄要90谢克尔（超过25美元），黄瓜70谢克尔（约20美元），一公斤面粉高达150谢克尔（45美元）。这些数字震撼且残酷。
每天，我们只能吃一顿饭：通常是用捡来的面粉做的简单面包。如果运气好，中午会有一些米饭，但这也远远无法填饱空虚的肚子。我们总是尽量把一点点食物留给母亲，或许是一些蔬菜，但即使如此，也远远不够。大部分时候，她虚弱得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，连做祷告的力量都丧失了。
我们几乎不敢出门掌上乾坤，害怕自己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住。这种情形已经在我妹妹身上发生过：她曾在街头寻找任何能喂饱孩子的食物时，突然倒下了。她的身体已经没有力气站立。
我们开始意识到饥荒的严重性，是从我们熟悉的面包师阿布·侯赛因开始减少工作量的时候。过去，他每天用木柴燃烧的烤炉为数十户家庭烤面包，包括我们家，因为我们早已没有煤气或电力来自己做。可是最近，他每周的工作天数越来越少。我妹妹回到家时告诉我：“阿布·侯赛因的店关了，可能明天才开。”如今，连得到面团和面粉都变成了奢望。
在这个难民营，我深刻感受到种族灭绝的残酷：令人窒息的拥挤，数不尽的难民和无法消逝的饥饿故事。
我现在住在姑姑家，她收留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。姑姑家的房屋也几乎被以色列的空袭摧毁。她的兄弟姐妹们日以继夜地修理房屋，终于能勉强容纳我们住下一些人。
屋里拥挤得无法再容纳更多的人。每个孩子都在和饥饿作斗争。我年纪最大的表哥马哈茂德，是其中四个孩子的父亲。在过去几个月里，他的体重急剧下降，近40公斤（约90磅）。他脸色苍白，消瘦的身躯上满是营养不良的症状。
每天黎明前，马哈茂德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到由美国管理的援助分发中心，争取为饥肠辘辘的孩子们带回些许食物。自从我和他们住在一起以来，他每一天都重复着这同样令人心碎的经历。
他最近给我看了一个装满残羹剩饭的袋子，说：“今天我穿越了数千人的人群，捡到的食物都从地上捡起。扁豆、大米、鹰嘴豆、面条，甚至是盐。我的骨头几乎被踩得断了，但为了孩子们，我不能停下。我听见他们饥饿的哭声，无法忍受。”
有一天，马哈茂德空手而归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随时可能晕倒。他告诉我，以色列军队毫无预警地开枪射击。“一个年轻人的鲜血溅到了我的衣服上，”他说，“那一刻，我几乎以为自己也被打中了。我的身体僵住了——我以为子弹已经穿透了我的身体。”
那个年轻人倒在他面前，但马哈茂德无法停下来帮助他。“我跑了六公里多，回头也不敢看，”他哽咽道，“我的孩子们还在等我带食物回家。如果我死在外面，他们不会快乐的。”
我的另一个表弟卡德尔，28岁，拥有一个2岁的女儿，妻子怀孕在身。他整天忧心未出生的孩子，害怕这场饥荒会对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造成伤害。每天，卡德尔的妻子只安静地坐着，忧虑着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够健康出生。她吃不饱，愁容满面，忍受着自己身体的虚弱。
2岁的沙姆，整天因为饥饿而哭泣，她不停地求着要面包——只想吃一些超越大米、扁豆和豆类的食物，这些东西已经让她的胃不适好几次。
有一天，卡德尔的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把葡萄，作为送给沙姆的礼物，这简直是个小小的奇迹。卡德尔跪下来，把葡萄递给沙姆，但她只是盯着葡萄玩弄着，小手不断摆弄，却不肯吃下。她从未见过葡萄——加沙的两年生活中，她从未见过这种水果。
直到卡德尔把一颗葡萄放进嘴里并微笑，沙姆才迟疑地模仿着他，咬了一口，终于笑了。
我经常站在家门口，望着营地里的孩子们。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地上，呆呆地看着路人。当我请某个孩子帮我买张上网卡，或者给邻居家打电话时，他们用疲惫的声音回应我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都告诉我他们饿了，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面包了。
我才30岁，但现在已不再是那个充满活力的女人了。曾经在教学和新闻工作之间奔波的我，现在几乎已经没有时间喘息。自战争爆发以来，我一直忙于照顾母亲和家人，尽力记录并写下周围发生的所有事。
然而，过去一个月左右，我已经无法继续专注于新闻了。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。由于长时间只能依靠豆类为生，我得了贫血。
最近两天，我因为喉咙炎症严重，无法吞咽食物——这也正是依赖于过多辛辣和苦味食物的后果。
马哈茂德，一位28岁的摄影师，与我合作拍摄视频故事，也正在面临同样的困境。“过去两天，我除了汤，什么都没吃，”他说，“我没有力气再工作了。”没有人能继续工作下去。在这场种族灭绝中，每个人的生产力几乎都被饥饿摧毁。
昨天，我陪母亲去纳赛尔医院做术后物理治疗，路上我们看到许多人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休息。我的母亲也一样，双腿没有力量支撑她的身体，她只能在路边的塑料椅上稍作休息，竭尽全力恢复一点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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