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录片《西泠印社》讲的是一群印坛君子结社的故事。西泠印社何以成为“天下第一名社”？该片导演许继锋日前在“扬州讲坛”上分享了西泠印社的传奇往事。以下为演讲主要内容。
视觉中国 供图
『结社于孤山南麓』
西泠印社的故事发生在西湖边，发生在杭州城里最小的一座山——孤山之上。
很多游客到杭州游玩，都会去孤山路30号的楼外楼品尝西湖醋鱼，然后在湖边漫步。就在楼外楼不远处，有一个月洞门，门后面有一条非常深邃的小径。那里是孤山路31号，也就是西泠印社的所在地。
这是一张有关西泠印社的黑白旧照片：1924年，在孤山之巅，华严经塔前的广场上，参加西泠印社建社20周年纪念活动的社员们一起合影留念。虽然照片上的人面目已经有些模糊不清，但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，就感到这些书生文人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气质和力量，他们的表情是那么无忧无惧，那么优雅脱俗，那么从容自信，颇有一种君子之风。
讲西泠印社的故事，先要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看中国历史的大背景。
先说空间维度。杭州城的格局很特别，三面云山一面城。若从空中俯瞰，你会发现，西湖在杭州城的中央，状若莲花，而孤山则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，得天地之精华。这里碧波萦绕，花木繁茂，南宋理宗皇帝和清帝康熙都曾在此营建行宫、御花园，占了大半个孤山。
1000多年前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三大奇迹”之一的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它南起杭州，北至北京，对中国南北的经济、文化交流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同时，也给杭州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和蓬勃的发展活力。从空间地理上看，西湖、钱塘江、大运河赋予了孤山创造神奇的可能性。
再说说时间维度。西泠印社创社于1904年，那时候，中国已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、甲午海战，也经历了八国联军进京，大清王朝摇摇欲坠，时日无多。1905年，科举制度被废除，很多读书人求功名无望。在此背景下，一批抱着救国之志的读书人纷纷到国外求学，希望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。恰在此时，一群金石名家结社于孤山南麓研讨印学，他们发现，中华文化几千年不灭的基因就在文字里。保存金石，就是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密码。
篆刻艺术是中国独特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它融书法与镌刻艺术于一炉。印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，但由实用走入艺术领域，则是在唐代以后。西泠印社创社的最初宗旨是“保存金石、研究印学”，到1963年复社后，又多了四个字“兼及书画”。可以说，120多年来，西泠印社始终走在一条弘扬和发展国粹的道路上。
『第一份社员名单』
西泠印社创建于清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因地邻西湖西泠桥而得名。1906年，当时的杭嘉湖道台李辅耀先生曾手写了一份西泠印社的社员名单，总共13位。在这份名单上，可以看到西泠印社的“创社四君子”——丁辅之、王福庵、叶为铭、吴隐，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为30岁左右。还有一个人叫唐醉石，当年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后来任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这份名单中的最后一位是河井仙郎，他是近代日本金石界的一代宗师。
从西泠印社这份最早的名单里可以看出，社员组成不论老幼，无论西东。2024年，西泠印社开展120周年创社纪念活动，同时公布了一批名誉副社长和名誉理事的名单启云科技，其中也有日本人。
在李辅耀给我们留下的13位社员名单之前，写着“西泠印社同志录”七个字。所谓同志，最早见于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《国语》：“同德则同心，同心则同志。”所以，西泠印社是一群有着共同志向的印坛同志结社创建的。
西泠印社的“创社四君子”：丁辅之、王福庵、叶为铭、吴隐。 （资料图片）
如今，西泠印社社址内园林精雅，景致幽绝，其中矗立着四尊雕像。第一尊雕像是清代书画家、篆刻家丁敬，他是浙派篆刻的开山鼻祖，为“西泠八家”之首。第二尊是四位创社元老中年纪最长的吴隐先生。第三尊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艺术大师吴昌硕先生，这尊雕像是日本雕塑大家朝仓文夫的作品。第四尊是皖派篆刻领袖邓石如。
对于浙派篆刻的开山鼻祖丁敬，清代诗人袁枚有10个字的评价：“世外隐君子，人间大布衣。”他是一位隐于市井的大君子，是一个性格独立、精神自由的大金石家，“非生命之契不得求一字”。
在丁敬创立浙派篆刻之前，流行的篆刻流派叫皖派。皖派篆刻的代表人物就是邓石如，他的特别之处在于冲刀法。所谓冲刀法，就是一气呵成，一刀见底，“江流有声，断岸千尺”，气势磅礴。丁敬所代表的浙派篆刻的刀法则是切刀法，印从刀出，一刀一刀如悬崖峭壁，苍劲爽脆。
在西泠印社的小龙泓洞前，站立在洞口的是邓石如先生的立像。在这里，我看见的是“天下第一名社”的大格局和大胸怀。
『相互让贤的“君子之社”』
吴昌硕先生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任社长。
西泠印社一共有七任社长。吴昌硕先生从1912年到1927年，担任了15年社长。第二任社长是著名的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先生，1947年，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众望所归，“遥领社职”。担任社长时间最短的是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先生，前后不到2年时间。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担任了13年社长。其余三任社长分别是赵朴初、启功和饶宗颐。
拥有120多年历史的西泠印社，有社长的时间只有50多年。这样一个享有崇高名望、代表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学术社团，竟然从1904年创立到1912年这么长的时间内是没有社长的。虽然，西泠印社的“创社四君子”谁都有资格担任社长，但他们相互让贤，谁也不肯出任社长一职，而是诚意等待更为合适的人选。终于，1912年，他们找到了海派书画领袖人物吴昌硕先生，请他出任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。高山流水，金声玉振，这就是“君子之社”。
位于孤山之巅的观乐楼。 （图片来源：西泠印社官网）
什么是西泠印社的镇山之宝？我觉得真正的镇山之宝是孤山之巅观乐楼东墙上的碑记。观乐楼是“创社四君子”之一吴隐先生为追慕先祖季札而筑。碑文上说，希望君子风范“传之久远，无俾失坠”。什么是君子风范？吴隐的先祖是吴国公子季札，他的主要事迹是三次让国、鉴赏周乐和劝楚退兵。“季札让国”“延陵挂剑”等事迹，反映了他谦让、守礼、仁义、诚信等美德。这些高尚品性正是西泠印社的社员们所共同推崇、仰慕和追求的。我以为，这个碑记正是西泠印社的“君子宣言”。
『三个“托孤”故事』
在西泠印社的历史上，曾经有过三个“托孤”的故事。
第一个托孤的故事发生在1922年。西泠印社“创社四君子”中年龄最长的吴隐先生，在病重弥留之际，把自己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最好的兄弟丁辅之。10年后，丁辅之的儿子娶了吴隐先生的女儿吴华英，成就了一段名门佳话。
第二个托孤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，这次被托付的是整个西泠印社。1937年12月23日，日本侵略者攻进杭州城，西泠印社众人纷纷去各地避难，他们把西泠印社托付给了在山上经营茶水铺的叶氏父子。父亲叫叶六九，他有两个儿子，分别是叶秋生和叶德生，他们一家在孤山上以卖茶叶、卖碑帖为生。
战时生活朝不保夕，临走时大家约定，要尽量筹措费用，为叶家19口人提供护社和生活的日常开支。藏身余杭的叶为铭罕见地为自己的作品开出润例，这位从来不重名利的君子在战时却把挣钱当作第一要务。
就这样，叶氏父子在山上守了整整8年。抗战胜利后，大家回到孤山，发现西泠印社几乎完好无损。因叶家父子护社有功，在1947年补行的创社40周年大会上，丁辅之把叶德生和叶秋生的名字录入了西泠印社社员名单，作为对叶氏父子的特别褒奖。
第三个托孤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。1948年，西泠印社的“大管家”叶为铭先生去世。1949年的夏天，丁辅之先生也因病卧床不起，他在病榻上向王福庵先生提议：我们把孤山西泠印社捐给政府吧。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后，王福庵先生与吴隐先生的儿子、丁辅之先生的义子吴振平一起给杭州市政府写了一封4页纸的信函。信中包括以下三项内容：第一，要求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，不要改变。第二，对孤山上西泠印社的所有动产与不动产进行了具体登记，由吴振平把地契文件和捐献信函一并交给政府。第三，请求把山上售茶处的生意仍然交给叶氏兄弟来做。这就是西泠印社的君子之风，在捐社的最后时刻，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护社有功的叶氏兄弟。
几年以后，王福庵先生也去世了。临终时，他把自己创作的所有印章精品都捐给了上海博物馆，并把自己收藏的887方印章全部捐给了西泠印社。他的孙子王乃康说，他去世时，一同入葬的只有一支烟斗、一把刻刀和几支毛笔。
『文化传承的旗帜』
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文人社团，已有120多年历史的西泠印社之所以成为“天下第一名社”，是因为其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不但在印学界和书画界独树一帜，而且在日本、韩国和东南亚颇具影响。其悠久的历史、厚重的文化内涵、重大的国际影响和社会声誉，全国只此一家。
而我认为，“天下第一名社”之誉，更是源于西泠印社延续了中国文人对于理想人格和风骨的塑造。西泠印社中人虽然都是一介书生，但是他们有着士的担当。什么是士的担当？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”
1899年秋天，北京有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，在购买中药时无意间在“龙骨”上发现了一些难以辨识的文字，最终发现了甲骨文。甲骨文的出现，冥冥之中带着某种寓意。甲骨上的文字保留了中华文化源头的完整信息，透露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，这就是金石文化的特殊价值。
120多年前，旧世界摇摇欲坠，中国文人纷纷将视线从秦砖汉瓦、经史子集上移开，投向代表着先进与未来的西方。而在金石篆刻之学积淀丰厚的浙江杭州，西泠印社选择与古为徒，一意而孤行，逆世而不惧。君子自有使命担当，自有匡扶天下、唤醒文化复兴的自觉。正是西湖边上这次意味深远的结社，使他们找到了打开通往中华传统文化源头路的一把钥匙，成为一面文化传承、保存国故的精神旗帜。
虽然孤山上的西泠印社只有海拔38米高，但是，这座小小的孤山在中国文化的整个版图中，却是一座喜马拉雅山一般的存在，是无数中国人心中的精神家园。
孤山不孤启云科技，君子有邻。西泠不冷，金石为伴。这是西泠印社的魅力，也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精神源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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